东北军是奉系军阀的核心力量，表面上看，它是一个以张学良为首的整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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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上，东北军内部不但存在着不同的派别，且纷争复杂。其内部派系之争，为日军发动“九·一八”事变提供了可乘之机；同时，“九·一八”事变爆发后，东北军内部也进一步分化。
一、东北军内部派系之争（一）“皇姑屯”事件前东北军的内部纷争图片
东北军是东北易帜后，逐步发展形成的，它的前身是张作霖逐步脱离绿林生涯而开始形成的奉系军阀集团。
奉系军阀时期的东北军分为三大派———“元老派”、“士官派”、“陆大派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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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元老派”大都是曾和张作霖并肩作战的绿林兄弟，如张景惠、张作相、汤玉麟以及后来的孙烈臣和吴俊升等人。他们都带有“绿林”的印记，匪气味儿十足。
奉军中迅速崛起的新派军官中，又分为两大阵营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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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派围绕在杨宇霆周围，他们大多在日本士官学校留过学，如姜登选、韩麟春等人，被称为“士官派”（又称留日派）。
另一派则围绕在郭松龄周围，大多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或东三省讲武堂，如李景林等，被称为“陆大派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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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宇霆的“士官派”为张作霖出谋划策，颇受老帅重视；而郭松龄的“陆大派”则为张学良整练新兵。
久而久之，这两派之间的斗争则成为奉系军阀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，使得本来已经复杂的政治氛围变得更为复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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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派之争中，杨宇霆为首的“士官派”略胜一筹，而郭松龄的仕途则举步维艰。三派之中，“元老派”地位最高、能力最差，也最有实权。
随着奉系势力的不断扩大，三个派系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加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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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第一、二次直奉战争中，郭松龄屡立战功，其功劳不逊于杨宇霆、张宗昌、姜登远等人。
但在论功行赏时，在军事方面作用甚微的“元老派”获得了大量地盘，“士官派”也各有封赏，“唯有郭松龄功高不赏”。
就连张学良在晚年口述回忆录中也认为，后来的郭松龄倒戈主要原因，也是因为“权力分配不均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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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说；“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，大家都有了地盘了嘛，郭也希望有地盘。郭松龄就说，算我倒霉，当你的部下。
我去找我父亲，我的意思是给郭松龄一个地盘，他不听。我父亲不听的主要原因，与杨宇霆有关，在参谋部里，我父亲听他的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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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见，就连张学良也认为郭松龄得不到地盘的原因，仍然也是奉军“陆大派”和“士官派”之间的矛盾造成的。
由于“权力分配不均”，郭松龄心情郁闷，到日本散心，却得到了一个令他气愤不已的消息———
张作霖打算承认卖国贼都不愿意承认的“二十一”条，以换取日本供给大量军火，用来进攻国民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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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松龄气愤地说：“这种割肉饲虎、引狼入室的干法，无论如何我是不能苟同的。我不能昧着良心服从乱命。他若打国民军，我就打他。”
最终，发生郭松龄倒戈事件。
郭松龄倒戈事件使得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内部矛盾空前加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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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宇霆也自恃功高，不经张作霖同意，就擅自与日本签订密约。事后，日方屡次要张作霖兑现密约的条款，但张作霖始终以推脱之法不肯就范。
于是，除掉了不听话的张作霖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“皇姑屯”事件。这个被称为“九·一八”事变预演的事件，严重动摇了奉系军阀的军事统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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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东北易帜后，东北军内部纷争加剧“皇姑屯”事件后，集国恨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不顾日本的反对，毅然宣布东三省“改旗易帜”。东北易帜后，奉军被纳入到国民革命军序列，改称东北边防军。
1929年1月4日，张学良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。主政东北后，摆在张学良面前的局势更加复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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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连年内战，东北财政危机，社会动荡不安，东北军内部新旧派系之间矛盾更加严峻。张学良主张与国民党妥协，但杨宇霆要投靠白宗禧。
张学良与杨宇霆、常荫槐特别是张扬之间的矛盾逐步加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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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易帜晚宴上，杨、常二人借故中途退席；在沈阳城，所有的“张家旗”都换成了“国家旗”，只有杨宇霆家门口还挂着五色旗。
杨宇霆还经常在背后说：“他（张学良）每天注射毒针甚多，将来必会自毙。”
后来，张学良从蒋介石处得知白崇禧劝杨“推翻张学良，取而代之，并愿予以助力”，杨同意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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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介石建议张学良“先下手为强”，面对杨宇霆背叛自己的证据，面对杨、常对自己权位和生命的威胁，面对杨宇霆想“取而代之”而不断紧逼的步伐，张学良在老虎厅枪杀了杨、常。
随着杨宇霆被杀，“士官派”内部人人自危。
虽然，“士官派”和“陆大派”之间的矛盾因为杨宇霆被杀而得到平息，但不等于矛盾就此完全解决。以袁金铠为首的“元老派”，为图自保，想要投靠日本，在东北建立独立王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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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宗昌、褚玉璞领导的奉军军纪败坏，张学良命令其在原地接受国民政府军整编，他们不仅不从，还私下与日本勾结，企图图谋不轨，而此时的日本帝国主义更是虎视眈眈，等待时机。
张学良为巩固自己的统治，不计前嫌，对当年参加郭松龄反叛的将士，不仅一个没杀，连一个治罪的也没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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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而，得到了他们的支持。此外，郭松龄死后，张学良加强了集权，也提拔了一些新人。这些人忠实可靠、思想进步，后来被称为“少壮派”，如王以哲、黄显声、何柱国、白凤翔等人。
面对复杂而严峻的东北政局，张学良在政治、经济、财政等方面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，暂时加强和稳固了东北政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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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东北军内部派系之争产生的原因（一）军阀政治形态的不稳定性军阀是中国近代社会新旧过渡时期的产物。它没有统一的政治理念，当遇到突发事件时，应对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就很难统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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争地盘、争权势、绿林结义、要知恩图报等等类似的“纷争”与“良心道德”则是贯穿在军阀内部的一种规则与精神，但这种规则与精神有很强的不稳定性。
奉系军阀发展的初期，军阀内部的统治是相对稳定的，张作霖则是他们的中心和凝聚力，有福同享、有难同当则是他们的共同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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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对属下反叛，张作霖的态度就完全不同。汤玉麟曾率部反叛张作霖，兵败后，被张作霖重新启用，这就是对绿林伙伴的仗义。
而对同样是反叛的郭松龄，张作霖却凶残得令人发指。张作霖死后，张学良“子承父业”，虽然其政治属性发生了变化，但思想基础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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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帝王思想，其实就是由于军阀统治所产生的又一个封建产物。对于刚刚主政东北的张学良来说，军阀内部的争斗是影响他政治生涯的大忌。
张学良为了维护自身统治，枪杀杨宇霆、常荫槐，虽然在表面上树立了自己的权威，但却失掉了两员能辅佐他的大将，这无疑也是他政治生涯中的巨大损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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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帅张作霖那种凝聚力，在张学良这里没有得到继续和发展，从而造成了张学良时代东北军内部矛盾的发展和激化。
其结果就是让日军有机可乘地发动了“九·一八事变”，给中国特别是东北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。
（二）统一意向的“中央性”与外来势力冲突图片
东北易帜是张学良上任以来做的第一件大事，而就是这件大事，却遭到了军阀内部的不同意见。
代表“士官派”的杨宇霆认为：“北伐军队并没有统一，大局还没有定，国民党无力伸手关外。不换旗，可以战守自如，主动在我；换了旗，就得听命蒋介石，进退失据。
而以袁金铠为首的一派则主张，要巩固内部局势，必须要与日本人搞好关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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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终，张学良顶着各种压力于1928年12月29日通电全国，改旗易帜，也表明了他和平统一的立场和决心。
东北易帜后，张学良虽然只是陆海空军副司令，但他的地位却是举足轻重的。虽然名义上张学良归属了中央，但事实上东北仍保持半独立状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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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张学良支持蒋介石，也让他卷入了内战的漩涡，他已无力自拔。
东北军内部的派系之争，使得各派系之间互不信任，即使同系和同系之间也是面和心不合，从而给了日军各个击破的机会。
日军找借口挑拨张学良和杨宇霆的关系，目的就是要在东北军内部制造混乱，分化东北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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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作霖死后，日本各界前来吊唁，村冈司令官在吊唁的同时就别有用心地提醒张学良：
“好自珍重，注意有人虎视眈眈，暗怀阴谋，企图伺机而代之。”
“杨常事件”爆发，日本人达到了分化离间的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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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改变，不但使原来张作霖统治下的那种高度融合性的结盟意识迅速瓦解，也让一股外来势力有可乘之机。
三、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东北军进一步分化“九·一八”事变爆发后，日军实行军事打击和政治诱降的策略，东北军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分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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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，东北军关外驻军214140人，驻辽宁省78666人，驻吉林省80944人，驻黑龙江省19895人。
此外，还有非正规部队（警察和公安队）70701人，平定石友三叛乱而调入关内的10余万人，关内、关外加起来共有30余万人。
但由于东北军内部的分化，面对人数与之相比甚少的日军，其战斗力也是不堪一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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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摆在张学良面前有几条路可走：
与日本妥协，可张学良知道日本不愿意他们换旗的原因，就是想让东北独立，再让他做一个傀儡。日本是他的杀父仇人，老帅尸骨未寒，他不可能认贼作父，置国恨家仇于不顾。
另一条路就是和日本彻底翻脸，直接率领部下，顽强抵抗，这样既可以报杀父之仇，也可以保护他的地盘———东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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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学良认为东北军孤军奋战，只能做无谓的牺牲，不仅如此，还有可能将事态进一步扩大。
“九·一八”事变爆发后，一部分东北军叛国投敌，成伪军。
如：熙洽、于芷山、张景惠等等，不但投降日军，还出兵帮助日军镇压抗日义勇军，成为日本任意驱使的走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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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军中也有代表抗战的典型：
马占山激励爱国将士，组成“吉林自卫军”，领导“江桥抗战”，给日军沉重打击；辽宁省警务处处长黄显生领导的警察署、公安队也对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。
此外，李杜、唐聚五、李春润、王德林、王凤阁等等，都违背了“不抵抗命令”，坚持抗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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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语总之，东北军内部的派系之争，使得日本有了可乘之机，发动了“九·一八”事变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东北军进一步分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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